目前法律框架下，追究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，还难以纳入追究信披义务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体系，需要予以明确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熊锦秋

4月17日长春高新投资者起诉造谣者案正式在南京开庭审理，被称为“股市谣言第一案”。笔者认为，应系统完善对股市造谣民事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。

2022年8月18日长春高新股价跌停，之后一个月市值蒸发250亿元，一些投资者出现亏损；有人分析这与网传浙江省第三批药品集采的一张截图有关，长春高新的生长激素赫然在列。截至目前投资者已建立10个维权群，入群人数超1800人，200多位投资者向律师发出委托材料，人均索赔金额在15万元左右。

股市造谣理应承担民事责任。证券法第56条第四款规定，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扰乱证券市场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但要落实其中的民事责任并不容易，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包含“行为的违法性、损害事实的存在性、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的主观过错”四个要件，是否满足这些要件需充分研究。

从造谣的违法性角度看，《证券法》第193条对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，如果股市造谣行为被行政处罚，由此当然可确认造谣的违法性；即使没有证监部门的行政处罚，但投资者提交谣言与事实明显不符的证据，法院同样可认定其违法性。

从行为人主观过错角度看，行为人发布对企业利空的信息，主要可能存在两方面的主观故意，一是不同企业间的商业竞争，利用谣言不当手段诋毁、祸害竞争对手；二是股市做空者散布利空信息，借此高抛低吸获利。如果证监部门对造谣者实施行政处罚，或附有对造谣者主观故意的认定，没有行政处罚投资者也或可收集相关证据。

从投资者损失与谣言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看，谣言发布，股价下跌，如何认定存在因果关系，这个或是关键待解难题。2022年最高法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，适用于信披义务人虚假陈述案件，其中遵循“推定信赖原则”，也即只要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，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对案涉证券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，且信披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，则应当认定投资者基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作出的投资决策。但造谣者多数并非“信披义务人”，或难简单适用该规定；投资者在谣言发布后卖出证券，是否可推定就是因为听信造谣者所言，是否也适用“推定信赖原则”，笔者建议打通这个关节点，多数情形应该适用。

当然，即便谣言造成股价下跌，但辟谣之后经过一段时间，股价不应再留存谣言扰动因素，如果期间投资者持股不动，其持股亏损应与谣言无关。

如果可以认定跟风抛出的投资者，其损失与谣言存在因果关系，那又有多少因果关系也需进一步明确，投资者的损失可能并不全然因为谣言所导致。被告若能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、证券市场的风险、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、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，也或可作为减轻其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。

从造谣的赔偿主体来看，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的源头主体，理应是民事赔偿的主体，那么二手三手网络传播平台、自媒体等，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，笔者认为，对于传播流量达到一定数量的二三手媒体，可规定一定比例的民事赔偿责任，以此督促媒体在传播信息之前核实信息的责任。另外要高度关注做空者是否参与造谣传谣，若有关联也应纳入赔偿对象。

归结来看，在目前法律框架下，追究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，还难以纳入追究信披义务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体系，为此或需制订专门的规则体系，对上述探讨的相关问题予以明确。

总之，股市谣言、小作文不时冒出，有关各方只有严格追究造谣传谣者的行政、民事等法律责任，让其付出应有代价，才能从根本上予以遏制。

(作者系资本市场资深研究人士)

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

（文章来源：证券时报网）

关键词：